简静岁月长薛老师七月课程小记下
（六）
本来薛老师这次来济南想讲韩信，这个人太值得一说了——这是个明眼人，才情与志气皆备，满蓄云雷，可惜智慧与心量不够，判断客观形势一向目光如炬，却从来没有看清过自己，“总被自己傲岸的姿态阻挡得只剩一片阴影。”
但后来薛老师考虑到这是第一次在济南开讲《史记》人物，还是应该让气象大的刘邦来开这个场。
读史记人物特别有意思，让我们可以看到与自己生命形态不同的人的好处。“看得到，就学得到。”
薛老师说，沛县出人物，其中一个原因，是沛县地理位置在南北之间，兼得南北之长。
但我和小伙伴们讨论的时候，还是觉得沛县之神奇不可思议：出了一个刘邦也就罢了，居然出了一个团队！
萧何、樊哙、曹参……都不是寻常人物。没有萧何负责后勤，刘邦和韩信的很多仗根本没法打，而且刘邦带军离开咸阳返回霸上时，萧何眼光长远，把秦朝的律令、图书全部带走，后来就是凭着这些，奠定了汉朝建国的基础。樊哙也不只是个有勇气的莽夫，刘邦曾经舍不得离开咸阳这个繁华都市，樊哙与张良一起劝谏，才让他还军霸上。不只是张良有见识，人家樊哙也不让呢。韩信后来落魄时，别人都不太搭理，唯有樊哙仍然敬他是个人物，见面必行大礼，即使韩信百般看不上他……
萧何病重将逝，向惠帝建议让曹参继任，以及曹参一听说萧何病逝就知道自己肯定是下一任相国、立刻收拾东西准备上任这一段，看得我特别的感动。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太美好了——“何素不与曹参相能”，我虽然跟你不和，不喜欢你，但我依然了解你的好，认可你的好。生死关头，我依然充分相信你。
之前他们不过是小吏、屠狗辈，怎么会有这么高的见识，这么洒脱的气象？刘邦也就罢了，人家是张良都要感慨“沛公殆天授”的人，那别人呢？他们的气象怎么来的？
薛老师说，其实这都是因为有刘邦。刘邦的气象大，就把他身边的人也带得气象大了。
（七）
司马迁称刘邦是“仁者”，“仁而爱人”，这评价非同一般的高。
“仁”是无隔，能感通到与别人成为一体；是“上与星辰近，下与庶人亲”。
这评价，不是从人情角度，是从天道的角度。
从人情的角度看，刘邦很多时候简直是“不要脸”，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就能看到他是个彻底自由的人。
看到秦始皇出巡，刘邦感慨，“大丈夫当如是也！”这才是大丈夫啊！这里面没有明确的目的性，表达的是羡慕和向往，带着好意的赞叹。这便是有“兴”。“兴于诗”，因为诗不传达具体的知识，看起来最没有用，其实是无用之大用，因为诗是用来调整生命状态的。
与刘邦形成鲜明对比的项羽，遇到同样的情境，他说，“彼可取而代之也。”这目标明确的语气，带着戾气，和从别人那里夺来什么的强烈的抓取心。
二者是全然不同的生命状态。一个人的生命状态，会成为他此后所有因缘的核心。
薛老师认为，论对于身外之物的随时能放下，刘邦与颜回的状态相近。利衰毁誉，称讥苦乐，他可以“八风吹不动”。
越到紧要关头，越有事不关己的旁观者清。他彻底无情，又有强大感知力、直觉力，兼得男女之长。
修行，到最后修的就是这个“有感而无情”。无喜怒哀乐，纯粹是干干净净的好感，就是中庸的“中”，是那个“喜怒哀乐之未发”。
“中”是天的境界。
我们是懂道理但做不到。刘邦是不懂这道理，但他就这么活着。是真正的“无所住而生其心”。面子、亲情、喜怒哀乐、生死，都无法束缚他、牵绊他。
修行到最高处，无非如此。
所以，在薛老师眼中，《高祖本纪》同于修行，读《史记》，能读出佛经。
修行第一阶段：是视人如己，看别人如同看自己。有理解与同情，感受到对方的状态，知道对方的有效性与有限性，知道对方的不得已。
第二阶段：看自己好像看别人。这是刘邦的境界。有感而无情的境界。也是天人之际的视角。
薛老师在新书《天人之际：薛仁明史记六记》中展开谈这一点，说得更详细。
“我一直觉得，如果一个读书人能懂得了刘邦，这个读书人的眼界与气象，肯定就会不太一样。”
“刘邦外表看起来没个样子，可实际上，却是真有本领、真有见地，尤其他那不沾不滞的能力，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人世间有许多事物在人的意念之外，是人力无法解决也没办法影响的，可是，事情偏偏又必然如此，这种人力所不及之处，在我们传统的用语，就叫作‘天’。现在假使有一个人，眼界或生命状态已经达到天与人的交界之处，这个人就变得不好理解，因为，你不能只用人的角度来看他。这样的人，你会觉得他不近人情、无法用常情揣度，可偏偏常常又是对的。司马迁的厉害之处，就在于碰触到了这一块。自司马迁之后，从班固写《汉书》开始，后代的史书基本就碰不着这一块了。为什么呢？从班固开始，所有写正史的人，清一色，通通都是儒者。儒家对于‘人’的世界，有其强大而坚定的秩序感，可对于‘天’这一块，却常常有隔阂。……他们解读事情时，通常会有个清楚的大是大非，也会有个清晰的道德观，但正因过于强调是非道德，反而受限于‘人’，‘天’这部分，就相对薄弱了。”
讲大是大非，如法海，道理都对，但不让人喜欢。人家没请教你，人家过得好好的，你自己非要自居正义地去教育、拯救别人，那是自以为是，是傲慢。
所以最好的诗是王维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这里面没有“我”，没有道德是非，空山无人是我，青苔满路也是我。
（八）
《史记》中，常常出现“不祥”这个说法。祥这个字，从示，是从上天的角度来看事情。
有时，一个人充满好意地去做事，反而没有好结果。因为是从人的角度去看的。
前些天，我家老张同学眼皮上长了一个霰粒肿，发炎了，只好在眼皮内侧挨了一刀，做了个一个门诊小手术，把里面的东西割掉。
医院回家，路上他抱怨：现代科技怎么这么不给力，都能神州六号了，怎么还不能发明一个仪器，嗖的一下，把囊肿里面的东西吸出来？那不立刻就好了？
我觉得这个抱怨很好玩，就开始跟他分析起来——这个仪器现在当然不存在，将来也不应该存在。因为，长囊肿，说明身体的平衡出了问题，有了多余的热，多余的火。他的身体我知道，其实有寒湿，寒湿在内，所以郁火上扰，这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是生活方式不恰当，以及情志问题，让身体失去了平衡。
任何疾病，任何身体的状况和问题，都是上天对我们的提醒，告诉我们应该改变。如果，真的拜现代科学之赐，真有某个仪器，能迅速、无痛苦的解决病痛，我们还有改变的动力吗？肯定没有了。
所以，从人的角度，老张同学对病痛的抱怨是非常正常、合理的。
但从上天的角度，这种仪器是不可能、也不应该存在的。
病痛的存在，才是合天道的。
老张，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哈哈。
（九）
像我这样平时不太看《论语》、《孟子》、《墨子》等传统经典的人，反倒是特别喜欢听老师们聊这些，因为是借老师的窗口在看我平时看不到的风景。
薛老师谈到“以善服人，不如以善养人”，只是这话虽然是孟子说的，孟子自己却没做到，他给人一种是非过度分明的压迫感。
真正做到的是孔子，他说话的态度背后，不是修辞技巧，不是我们平常说的“口才好，会说话”，我们可以想象他带着浅浅的笑容说，“我们那儿跟你们不一样。”
他不会说“不好”，他只是说，“不一样”。
就像他如果去异地，有什么食物不合他的胃口，他大概不会说“这个食物好难吃”，他会说，“这个我吃不惯”。“吃不惯”，是更加接近事实的表述。
墨家讲兼爱、平等、刻苦、奉献，自我牺牲、薄葬、非乐。在春秋战国那个乱世，特别有道德感染力。
儒家讲的是常道，用久了不会伤身。而墨家，用久了会出问题。如同《神农本草经》把药草分为上中下品，上品主养命以应天，无毒，久服不伤人；中品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下品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
儒家传统强调本末先后，亲情比国法重要。这方面，又是孟子讲得最好——
桃应问孟子：如果舜这样的明君为天子，皋陶这样正直、铁面无私的人做司法官，遇到舜的父亲瞽叟杀人这样的状况，舜应该怎么办？
他如何在自己身为天子的职责、对下属尽忠职守的支持、以及对父亲的尽孝之间取得平衡？如果不能兼顾，他如何取舍？
孟子说：舜不会阻止皋陶把瞽叟抓起来，因为这是皋陶应该做的。但他会偷偷地把父亲救出来，然后“窃负而逃”，背着他逃到海边，“弃天下犹弃敝蹝”，跟老爸在海边过着快乐的日子，“乐而忘天下”。
这才“合乎人情”，才合乎中国人根底的思维。
儒家没有“大义灭亲”这回事，因为“灭亲”是最大的不义。真有人这么大义灭亲的话，这种人不能来往，因为他骨子里没有大信。
儒家的东西是中国人的大根大本。
有意思的是，前几天去山大听“现象学与天道”年会的讲座，其中讲到观卦的卦辞——“盥而不荐”。“盥”是祭祀之前洗手，“荐”是正式祭祀中献祭礼的仪式。意思是，祭祀的正式仪式不值得看，之前准备工作的默默洗手才值得看。孔子在《论语》中也有类似的表达。
为什么呢？因为正式仪典中大家都在扮演角色，只有假人而无真人，只有角色意识，应有的情感被遮蔽。没有本真的情感了。而儒家的大根大本正是在这里——不是形而上的东西，而是本真的情感。
正与薛老师遥相呼应。
（十）
平常心是道。
道，是人可以走的路。
大道至简，天底下的事情没那么复杂，复杂是因为我们读了太多的书，刷了太多的中科白癜风医院爱心公益白巅峰专科医院那里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