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导演电影唐山大地震原小说丨张翎

by张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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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秋　唐山市　某军驻地

那个夜晚是一个异常阴郁的夜晚，天低得仿佛一伸手就能捅得着，云如吸满了水的旧棉絮，任何一阵风随意吹过，都能刮出几滴脏雨来。

窝棚里有一些窸窸窣窣的声响——那是纸、剪子和手指相碰时发出的声音。

先把纸裁成小方块，再把五层方块纸叠在一起，折成长条，中间用绳子扎起来。再把长条纸的两头剪成尖角或者圆角，然后一层一层剥开。

几个战士在教孩子做纸花，尖瓣的，圆瓣的。当然，都是白颜色。

大人们在回避着彼此的目光。此时任何一次不经意的目光相遇，都能引发出一声不经意的叹息，而任何一声不经意的叹息，都能引发出一场惊天动地的哭号。

孩子们已经哭了一天了。

他们认为永远不会死的那个人，却死了。那枚永远不落的红太阳，竟然坠落了。 　　地陷的时候，也惊慌，却总觉得还有天盖着。有天盖着的地，怎么也还是地。可是等天也塌下来了，地就彻底没有了指望。孩子们在这短短的一个多月里已经经历了天塌地陷，孩子们哭过了太多的回合。孩子们的生命如同一首开坏了头的歌，不知将来还能不能唱回到正调上来。大人们不知道。大人们只是舍不得让他们再哭了，所以大人们只有自己隐忍着。

“怎么用这只手，你这孩子？” 　　一个战士发现角落里那个孩子在用左手使剪子。那个孩子低着头，眼睛近近地凑在纸上，刘海随着鼻息在额上一起一落。那个孩子使剪子的姿势还很生疏，剪出来的纸上有一些歪歪斜斜的毛边。战士把那个孩子左手里的那把剪子拿下来，塞进右手，说你赶紧换过来，养成习惯就难改了。那个孩子果真便用右手来剪纸，剪了几下，剪子咣当一声落到了地上。

“我的手，断了。”那个孩子说。 　　战士吓了一大跳。这几个孩子是还没有来得及安置的孤儿，暂时收留在这里，都经过身体检查。战士在这一个月的救护中多少学会了些医务常识，战士把那个孩子的右手抻直了，前后左右地甩了几下，硬硬的很有劲道。于是战士说话的语气就有些严肃起来：“你的手好好的，从今天开始，再也不许用左手。” 　　那个孩子捡起剪子——用的依旧是左手，也不抬头看战士，却低声地说：“你又不是X光，你怎么看得出我的手没断？”周围的孩子叽叽咕咕地笑了起来。

“叔叔她有神经病。”一个男孩趴在战士耳边说。 　　那个孩子咚的一声扔了剪子，倏地站起来，飞也似的跑了出去。战士忍不住对旁边的另一个战士说这孩子真怪，今天多少人都哭了，就她不哭。另外那个战士说岂止是今天不哭，我从来就没见她哭过。医疗站的人说她是脑震荡后遗症，全记不得地震以前的事了。先头的那个战士就说：“听指导员说有一对夫妻要来认领一个孩子，我看把那个孩子给他们最好——不记得从前的事，正好培养感情。” 　　战士口里的那个孩子其实是一个代名词。这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孩子，所有的人只好用“那个孩子”这样一个笼统的称呼暂时作为她的名字。 　　她是在震后的第三天被一个战士找到的。当时她蜷成一个小团，老鼠似的睡在一辆军车的座位底下。没有人知道她是从什么地方爬上来的，也没有人知道她到底在座位底下藏了多少天。她身上披着一块满是破洞的塑料布，头发结成一条一条蚯蚓似的泥绳。她一侧额角上有一片伤口，不深，面积却很大。当战士把她从车里抱出来的时候，她在战士身上烫烫地撒了一泡尿——她的神志已经模糊了。 　　后来战士喂她喝了半个水果罐头，她就清醒过来了。问叫什么名字，她不说话。问父母叫什么名字，她还是不说话。又问家住哪里，她依旧不说话，却突然紧紧拽住右手，说手断了，我的手断了。她说这话的时候，疼得浑身颤抖，额上冒出泥黄的汗珠。战士急急地将她送到了急救站，医生做了全身检查，却没有发现任何骨伤。 　　失忆症加上受害妄想症。大灾祸之后的常见病。医生说。 　　医生清理包扎了头伤，就把她送到了驻地暂时收养。 　　那个孩子总体来说是个容易管教的孩子，话很少，也从不和大人作对。只是她看人的时候眼睛总是定定的，仿佛要把人看出两个洞来，没有人敢接那样的目光。她的沉默是一条绳索——经过地震的孩子都记得那种圈在某处废墟之上的绳索。绳索本身并不具有任何威慑力，真正让人心存恐惧的是绳索所代表的那个符号。所以那个孩子在这一群孩子中间尽管没有朋友，却也没有明显的敌人——没有人敢欺负她。 　　过了几天驻地来了一对中年夫妻，要见那个孩子。指导员把她叫出来，说王叔叔和董阿姨要和你说话。那个男人和那个女人样子都很佝偻，带着劫后余生的惊魂未定。夫妻两人穿的都是一个颜色一个式样的显然是从某个救灾仓库发出来的工作服，女的戴了一副断了一只腿的宽边眼镜。见了她，都有些慌张，男人呵呵地咳嗽着，女人用衣袖窸窣地抹着清鼻涕。两人都用目光将她上上下下地舔了许多遍。目光不会说话，目光又说了许多的话。目光如蘸过温水的丝棉，擦去了她身上厚重的污垢，在他们的目光里她感觉清爽和暖。 　　半晌，女人颤颤地叫了她一声“娃呀”，眼里竟有了泪光。 　　等男人和女人走了，指导员才说王叔叔和董阿姨没有孩子，想领你去他们家，你愿意吗？其实她已经完全记不得那对夫妻的样子了，只依稀记得那女人的唇边有一颗形状模糊的黑痣，那颗痣随着女人的表情飘荡浮游着，使得女人的脸看上去有些生动亲近。 　　她轻轻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那个孩子就搬入了王家的窝棚，成为王家的养女。王家的女人拉着那个孩子的手，问你真的，不记得你的亲娘了？那个孩子定定地看着王家的女人，说你就是，我的娘了。王家的女人又哭了起来，这回是欢喜的哭。 　　在后来办理领养手续的过程中，王家夫妇非常民主平等地和那个孩子商量起名字的事。当时供选的名字有王小珏，王小苔，王小薇，王小砚，王小雅。王家的女人是教书的，起的都是温文雅致的名字。那个孩子呆呆地听着，不说好也不说不好。过了半晌，才说小，小灯，好吗？王家的女人问是哪个deng，登山的登吗？那个孩子愣了一愣，又连连摇头，说不啊，不是，是电灯的灯。王家的女人拍案叫绝，说好一个小灯啊，你就是我们家的灯。 　　于是王家的户口本上，就有了一个叫王小灯的女儿。

年2月14日　多伦多　医院

当王小灯走进沃尔佛医生的办公室时，秘书凯西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本探讨家居生活方式的妇女杂志。凯西对其中一则做草莓蛋糕的配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一点也没有听见门响。后来她在眼角的余光依稀扫到了一抹模糊的红云，抬起眼睛才发现是小灯。 　　小灯今天穿的是一件白色的呢子大衣，脖子上围了一条桃红色的围巾，大衣底下露出长长一截桃红色的裙裾。裙裾随着脚步窸窸窣窣地挪移着，在地板上开出一簇又一簇灿烂的桃花。 　　佛要金装。凯西突然想起了小灯《神州梦》里一个篇章的名字。

“公车晚到……路滑……塞车……”小灯的声音很是疲弱，凯西把神经网眼绷到最细的那一号，才勉强兜住了几个字。

“沃尔佛医生要去蒙特利尔开会，五点半的飞机，你还有四十五分钟。” 　　小灯推开诊疗室的门，一眼就看见沃尔佛医生的办公桌上摆着一束玫瑰。玫瑰是白色的，花瓣裹得紧紧的，离盛开似乎还有一段时间。大约是刚送到的，塑料纸还没有揭开。塑料纸是透明的，层层交叠着，上面星星点点地印着些粉红色的心。

“生日吗？”小灯问。

“你没有吗？今天全城所有的人都应该拥有一朵。” 　　小灯这才想起今天是情人节，就低低一笑，说沃尔佛医生，我就是全城唯一的那个例外，否则我为什么要穿越大半个城市来看你呢？ 　　沃尔佛医生也呵呵地笑了，说叫我亨利就好。其实，不一定非得要等别人送你一朵，你若能送给别人一朵也是不错的。

“那你呢，亨利，你的花是送人的，还是人送的？” 　　这女人有点厉害，至少在嘴上。沃尔佛医生心想。

“上周的睡眠情况怎样？” 　　小灯从皮包里取出一沓纸来，递给沃尔佛医生。

2月7日　全日睡眠大约2小时45分钟。日间占30分钟，夜间分两三段，2点到6点之间。多梦。

2月8日　全日睡眠大约3小时，在夜间，1点以后，断断续续，多梦。

2月9日　全日睡眠3小时，白天1小时，夜晚2小时，大致4点至6点；还算完整。有梦。

2月10日　全日睡眠3小时，在夜间，1点以后，分两三段，有一些梦，但不多。

2月11日　全日睡眠5小时！白天1小时，夜间从11点左右至3点，中间完全没有间断。有梦。这是服新药以来入睡最早睡得最好的一天。

2月12日　全日睡眠4小时，全在夜间，12：30以后入睡，有一些间断。梦少。

2月13日　全日睡眠再次达到5小时，全在夜间，有间断。多梦。

安慰剂开始起作用。沃尔佛医生在笔记本上写道。

讲讲你的梦。什么内容？

还是那些窗，一扇套着一扇的，很多扇。其实也不完全是在梦里出现，有时闭上眼睛就能看见。 　　窗是什么颜色的？ 　　都是灰色的，上面盖满了土，像棉绒一样厚的尘土。 　　最后的那一扇，你推开了吗？ 　　推不开。怎么也推不开。小灯的额角开始渗出细细的汗珠。 　　想一想，是为什么？是重量吗？是时间不够吗？ 　　小灯想了很久，才迟疑地说：铁锈，好像是锈住了。 　　沃尔佛医生抚案而起，连说好极了，好极了。小灯，以后再见到这些窗户，就提醒自己，除锈。除锈。一定要除锈。记住，每一次都这样提醒自己。每一次。 　　这段时间，哭过吗？ 　　小灯摇了摇头，神情如同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可是亨利，我试过，我真的试过。今天，我以为我今天一定会哭的，可是我没有。 　　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小灯不说话，却一下一下地揪着围巾上的缀子，揪得一手都是红线头。 　　亨利，有没有一种泪腺堵塞的病？我想哭的时候太多了，可就是流不出眼泪来。水管，就像是水管，在出口的地方堵住了。 　　小灯，也许堵塞的地方不在出口，而在根源。有一些事，有一些情绪，像常年堆积的垃圾，堵截了你正常的感觉流通管道。那一扇窗，记得吗？那最后的一扇窗，堵住了你的一切感觉。哪一天，你把那扇窗推开了，你能够哭了，你的病就好了。 　　亨利，我离好，大概还很远。小灯幽幽地叹了一口气。 　　他，今天，搬出去了。我们刚从律师楼出来，签了分居协议。 　　女儿呢，怎么办？ 　　暂时跟他，等我好些了再商量。 　　是你，还是他，要走的？ 　　是我要他走的，因为我知道他的心已经不在这儿了。他有一个学生，也是同事，一直很崇拜他的。 　　那么他呢？他也喜欢她吗？ 　　不知道，他从来不提。 　　所以，你要抢在他之前，把话说出来。这样，感觉上，你在控制局面。你一直都是控制局面的那个人，是吗？ 　　小灯吃了一惊。半晌，才说：亨利，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是你可以永久保存的。你以为你拥有了一样东西，其实，还没等你把这样东西捏暖和了，它就从你指头缝里溜走了。 　　可是，你为什么非要捏住它呢？也许，捏不是一个太好的方法？ 　　不管怎么做，都没有用。亨利，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是你能留得住的。 　　也许，爱情不能。可是，亲情呢？ 　　没有，亨利，一样也没有。包括亲情。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穿得那么漂亮，今天？潜意识里，你是不是还想，留住他？ 　　小灯又吃了一惊，半晌，才嗫嚅地说，我只是，想让他记住，我的样子，好的时候的样子。 　　那么，小灯，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你的婚姻吧。

年暮夏—年秋　上海　复旦大学

有一阵子，当苏西还处在愿意黏黏糊糊地跟在小灯身后的年龄时，小灯曾经对苏西讲过年8月29日发生的一些事情。这天的经历小灯对苏西讲过多遍，每一遍都出现了一些细节上的差异。记忆如一块蛀满了虫眼的木头，岁月在上面流过，随意地填补上一些灰泥和油漆。日子一久，便渐渐地分不清什么是木头本身，什么是虫眼上的填补之物。好在苏西并不在意细节。苏西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问：妈妈，如果那天你碰到的不是爸爸，我会出生在谁家？对这个充满了哲学意味的问题小灯没有答案。小灯只觉得那天是造就苏西生命的一个契机，那天也是老天敲在她身上的一个印记。那个印记之下，她后来的生活轨道已经无可更改地形成了——只是那时她还不知情而已。年8月29日，她到了上海。 　　在那次旅途之前，她一直以为她对上海已经相当熟稔了。她的母亲董桂兰是六年前患癌症去世的。董桂兰生前曾经在上海进修过半年。回来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董桂兰的话题依旧还是关于上海的。上海的吃。上海的穿。上海的花园洋房。上海的男人。上海的女人。小灯想象中那个模糊的上海轮廓被董桂兰一次又一次的重复述说修正剪切着，渐渐地准确而清晰起来。然而在六年之后，当小灯自己坐上了南下的火车，真正向上海行进的时候，她才突然意识到，她对上海的所有认知，其实都是从母亲那里得来的间接经验，没有一点是真正属于她自己的。 　　火车渐渐地向南方深入，窗外土壤和植被的颜色也渐渐地变得浓郁起来，停靠站卖小吃的吆喝声中已经有了她所不熟悉的口音。小灯心中那个一度很是清晰的上海形象却一砖一瓦地塌陷下去，越来越模糊残缺了。当她提着一个大箱子从车里下来，踏上那片被太阳晒得发软的柏油马路时，她终于明白了，她其实对这个城市一无所知。 　　那天在陌生的街道陌生的人流陌生的方言中她很快丢失了方向，她像一只落入了蜘蛛网的昆虫一样徒劳愚笨地寻找着一条出路。经过了似乎无限冗长的找车换车过程之后，她终于在接近傍黑的时候找到了复旦。旅途的疲惫如水，冲淡了她见到这所名校时的激动。尿意在穿越大半个城市的旅途中渐渐酝酿囤积，此时正尖锐寻求着突破口。当她在外文系新生接待处的牌子前放下她的行李时，她已经憋得满脸通红。她不安地扭动着两腿，顾不得羞耻，急切地问：厕所在哪里？

接待站的工作人员劳累了一天，神情十分疲惫，印着复旦字眼的绿色T恤杉上蔓延着一片地图似的汗迹。他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只是验过了她的证件和入学通知书，又让她填了一张表格，然后才对身边的另一个人说：大杨你把她带去9号楼，室。 　　那个被人称作大杨的男人站起来，扛起她的行李，就领她上了路。男人极高也极壮实，她的大箱子放在他的肩上轻若草篮。男人三步两步就和她拉开了距离，她小跑着才勉强看得清他的头。男人的头浮游在嘈杂的人群之上，后脑勺上有一绺翘起的头发在随着脚步一蹦一蹦地跳动着。男人的衬衫很脏了，有一条一条的泥印，大约是扛行李之故——小灯猜想他是个校工。 　　男人走了一小阵子，突然停了下来，将小灯的箱子竖在地上，自己在箱子上坐了下来等小灯。小灯追上了，男人依旧坐着不动，却对旁边的一幢小楼努了努嘴，说左拐第三间，哪层都行。小灯没听懂，就愣在那里，男人说厕所呀，快去吧。 　　小灯飞快地跑进了厕所，蹲下来，撒了一泡平生最为畅快的长尿。在哗哗的声响里，她感觉一天的暑热一泻而去，身上顿时有了清凉。走出来，到了路上，虽然小腹还有些隐隐的疼——那是憋得太久了的疼，可脚下却生出腾云插翅似的轻快。她这才开始注意周围的景致。眼前是一片极绿的草坪，草坪正中，是一座大理石的雕像。刚才走过的半程路里，他们已经绕到了石像的背后。即使看不见脸，小灯也知道那石像是谁。那草坪，那石像高举过头的手势，连同石像上方的那些云彩，都是她早已熟稔在心的。她在上高一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了一套复旦校园的照片。这些年里她早已用目光把这些照片上的景致舔抚了无数次，到后来即使闭着眼睛，她也能重塑出那些景致的每一个棱角，每一层颜色。现在真正站在了景致的面前，她却觉得那石像那草坪那云彩，都比她想象中的矮小了一截。在那个暮夏的傍晚，当江南夜风带着陌生的温软抚过她的脸颊时，小灯突然明白了什么是审美距离。 　　后来她开始注意到校园里来来往往的人群。骑自行车的大约是返校的学生，拖着行李步行的大约是来报到的新生。当然，居多的新生并不是自己背着行李的，身后那些负重的大人，应该是护送他们的父母。其实，她的父亲也是一再要送她来上海的，甚至都已经买好了火车票，是她坚决拒绝了。

“我的箱子是不是很重？我带了很多字典。”小灯看见男人眉毛上挂下来的汗珠，就有些不忍。

“什么东西对你来说都是重的，就你这个子。”男人得弯下腰来，才能和她说得上话。

“石家庄的，为什么不去北大？就在你们边上呢。”

“我妈妈说上海好。我有一个小时候的舅舅在上海当过兵，回家也总说上海好。我一直就想来上海。”

“什么叫小时候的舅舅，现在就不是你舅舅了？” 　　男人不过随意开了个玩笑，小灯的脸却骤然绷紧了。男人就是在这一刻里隐隐意识到了，这个叫王小灯的女孩子可能是有些脾气的。 　　半晌，小灯才缓了一口气，说其实，我也就想离家远点。 　　男人呵呵地笑了，说这也正常，在你这个年纪，所有的人都渴望离家出走。 　　很快他们就到了小灯的宿舍楼，天还是热，楼道里走动着一些衣着单薄的女孩子，大杨不便进去，就把小灯的行李放在楼道门口。“尽量找个靠窗的下铺——如果还没有被占满的话。”大杨吩咐说。 　　小灯急急地进去了，竟忘了谢大杨。转身再跑出来，大杨还等在宿舍门口。大杨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饭菜票，说放下行李先去吃饭，食堂很快就要关门了。小灯说那我怎么还你？大杨在一张饭票的背面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楼房号，就走了。小灯这才知道大杨的名字叫杨阳。 　　小灯进了自己的宿舍，发现那是一个八个铺位的房间。靠窗的四个上下铺位已经被人占去了三个，还剩了一个上铺，就拉出一张凳子来，踩着凳子把箱子举到了那个空着的上铺，又爬到铺位上坐了下来。房间里很安静——比她早来报到的同学可能都去食堂吃饭了。小灯绷了一天的神经，终于在这一刻松弛了下来。她咚的一声踢蹬了鞋子，十个脚趾在渐渐浓起的暮色中开成两朵怒放的花。 　　好了，那一页，终于翻过去了。小灯喃喃地对自己说。 　　晚上吃完饭后，小灯带着新买的饭菜票，按照杨阳留的那个地址去找杨阳。杨阳住的那幢楼在校园深处，是四楼。房门没锁，小灯一推就推开了。一个男人站起来，说怎么这么着急？小灯过了一会儿才认出来那人原来就是杨阳。杨阳洗过澡也洗过了头，换上了一件鲜红的短袖衬衫和一条灰布裤子，头发上带着半湿的蓬松。这会儿的杨阳看上去干净整齐年轻甚至有点英俊。小灯隐隐有些惊讶。

“你，住得好宽敞。”小灯注意到杨阳的房间里只有两张床，而且不是上下铺。 　　杨阳说研究生的住房是宽松些，中文系的研究生还要轮流和留学生同住，就更宽敞一些。小灯又吃了一惊，这一惊她毫无经验地放在了脸上。

“你，你是研究生？” 　　杨阳呵呵地笑了起来，说那你以为我是行李工呀？我是被你们系的一位老师临时拉去帮忙的。小灯被说中了心思，脸就渐渐热了上来。在半明不暗的灯影里，小灯的面颊如同两张轻轻一弹就要破裂的生宣，红晕如水彩零零乱乱地洇了一纸。杨阳看得呆呆的，心想，再有一年，这样的脸皮就该磨厚了，在上海。 　　两人相对坐着，竟也无话。房门开着，不断地有人进进出出地找杨阳。小灯坐不住了。小灯站起来，在杨阳的书架上抽了一本书，是前些年闹得沸沸扬扬的《人啊，人》。“我一直想找这本书，市面上都没有了。借我看看，很快就还的。”即使完全没有恋爱经验，小灯也知道，借书大约是她能够再来找杨阳的唯一理由了。 　　杨阳把小灯送到楼下，随意扬了扬手，说丫头用功些别尽贪玩，就回去了。 　　白日的暑气已经散去，初起的夜风里已经有了第一丝的秋凉，街灯把小灯的身影拉得瘦瘦长长的扔在路上。小灯怕冷似的搂着胳膊，一步一步地踩着自己的影子，行走在尚是陌生的校园里。“丫头”两个字妥妥帖帖地躺在她的心窝里，微微地生着暖意。杨阳。杨阳。杨阳。她一路默默地念着这个名字。她觉得她已经在这个硕大而陌生的都市里找到了一个坐标，她至少有了方位。 　　后来小灯才知道杨阳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读本科的时候，就在全国一流的文学杂志上发表过多篇小说。杨阳不说，她也不问，她只是通过各种渠道借来了杨阳的小说，晚上熄灯之后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悄悄地看。她把他的小说看了一遍又一遍，每看一遍，她就觉得自己离他又近了一步。杨阳在读第二年的研究生，而她才上本科一年级，他们之间相隔的不仅是简单的四个年级，还有经验，还有阅历，等等等等。可是她终究会赶上他的。她相信。 　　于是小灯就时不时地去杨阳的宿舍找杨阳。杨阳见了小灯大都是快活的，任凭小灯把借书还书的理由延伸到极致。杨阳几乎从来不用她的名字来称呼她，而只是丫头丫头地和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刚开始她很喜欢他这样叫她，后来就渐渐生出了厌倦，因为她从这个称呼里听出了自己的无望——他一直把她当作小孩看待。 　　杨阳，总有一天，我得让你换副眼睛看我。小灯把拳头捏得格格地响。 　　有一天晚上杨阳突然来小灯的宿舍找小灯。那天同宿舍的同学都去教室晚自习了，只有小灯一人在屋。小灯换了一套接近于睡衣样式的便装，头发随随便便地别在脑后，脚上趿着拖鞋。小灯毫无防备地见到杨阳，脸刷地红了——这是杨阳第一次来小灯的宿舍。杨阳拿过小灯放在桌上的笔记本随意翻看着，说我有个同乡住你们楼上，我顺便过来检查检查丫头是不是在认真读书。小灯要去夺，却已经晚了。杨阳扬着笔记本，大大咧咧地问：“这是什么变天账呀，一笔一笔地记得那么仔细。” 　　小灯低垂着脸，面皮越发地紫涨起来，半晌，才说是我爸寄来的钱。将来，一分一厘，都要还他的。 　　杨阳就呵呵地笑，说那是你爸，又不是别人，还算得那么仔细啊。 　　小灯抬起头来，脸上的颜色渐渐地清淡了下去，眼光定定的，穿过杨阳，穿过墙壁，落在不知名的地方。

“他不是我的亲爸。我的亲爸早死了，唐山地震，听说过吧？” 　　杨阳吃了一惊：“那，你，你妈呢？” 　　小灯顿了一顿，才说：“都死了，我们全家。我是孤儿，七岁就是。废墟，你见过那样的废墟吗？所有的标记都没有了，人在上面爬，就跟蚂蚁一样。我摔倒在一个人身上，脚动不了，以为是绳子绊住了，低头一看原来是一根肠子，是从那人的肚子里流出来的。扒拉下来，接着爬，爬到哪里算哪里。” 　　杨阳只觉得有一根粗糙的木棍，正慢慢地杵进他的心窝。钝痛随着呼吸泛上来，拥堵在他的喉咙口。他呵呵地咳嗽了几声，可是那疼痛他既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他的嗓子就喑哑了。 　　他走过去，将小灯搂在怀里，紧紧地，他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她零乱的头发。

“小灯，我一直以为，你是一只从来没有飞过森林的雏鸟。”杨阳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杨阳，不是天下所有的鸟，都得通过飞行才认识森林的。”

许多年之后，杨阳才真正明白了小灯这句话的含义。

年10月1日　上海

杨阳和小灯骑着自行车，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见缝插针地行走。毛巾衫，牛仔裤，运动鞋，背上驮着一个旅行包。在色彩和声响都很纷乱的街景里，他们看上去像是两个趁着假日出去散心的小年轻，没有人会猜到他们是在那天结婚。 　　杨阳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做了教书匠，而小灯本科毕业后在一家出版社当了一名外文编译。小灯离开学校后几乎一天也没有浪费就开始准备结婚。其实准备这两个字在这里绝对是一种夸张的用法，因为他们实际上不过是把两副被褥抱到了一张床上而已。杨阳刚在复旦分到了小小一间房，小灯的东西已经陆陆续续地搬过来了。 　　杨阳只是在五十年代的书籍和电影里看到过这种简单到接近于过家家游戏的婚礼。这样的婚礼其实并不是杨阳的原意。杨阳原来的计划包括旅行去双方的家乡，回程后再小规模地宴请几个亲近的同学朋友。杨阳已经工作了两年，有小小一点的积蓄，完全可以支付这样的一次行程。杨阳甚至把这一笔钱都已经交给小灯保管，可是这些钱在小灯的手里转过一圈以后，就渐渐销声匿迹了。有一天杨阳无意中在小灯的皮夹子里发现了一张寄往石家庄的汇款单，才终于明白了这笔钱的下落。 　　那天杨阳脸色很难看。杨阳说小灯你完全可以慢慢还他的，为什么非得要克扣你自己的婚礼呢？小灯说我一天也不想等，就想还了他，就什么也不欠他了。杨阳说钱还了，情呢？到底是养你这么大的爸。小灯说我只认养我的妈。杨阳说你在强词夺理，没有养你的爸，你妈一个人想养你也养不成。小灯的脸色渐渐地也难看了起来。小灯冷冷一笑，说杨阳你要心疼钱我可以以后慢慢还你，你想改变主意不结婚也行。话说到这一步，杨阳就不吭声了。小灯见杨阳软了，便也软了下来，期期艾艾地说，等元旦我跟你去看，看你爹妈。两人就算过了这一道坎了。 　　两人骑了半程的车，杨阳突然心血来潮，将脚往地上一点，说灯啊我们去王开照张相吧，也算是个念想儿。小灯看了看自己，说就这副样子吗？杨阳说就这副样子。今天咱俩照了，都还是一张白纸。过了今天，咱们就是历经沧海了。小灯呸了一声，说别臭美了，海什么海，你也就一个小泥潭。两人果真就改道一路风尘仆仆地骑去了王开照相馆。 　　进了照相馆，摄影师问是毕业照？工作照？杨阳看看小灯，说是八戒娶媳妇的照。摄影师哦了一声，将那半截惊讶圆滑地吞进了肚子。两人被摄影师铁丝般地绕过来弯过去，终于给摆弄出一副接近恩爱和谐的样子。镁光灯一闪，一个微笑瞬间定格为永恒。很多年后，杨阳和小灯在不同的场合里看到这张笑得龇牙咧嘴的照片，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这是他们一生中最为简单快乐的日子。 　　照完相，两人一身臭汗地骑回了宿舍。国庆大假，大楼里空空荡荡的，脚步声在过道里擦出嘤嘤嗡嗡的回响。推门进屋，秋阳明晃晃地照出了空空的四壁和墙上印记斑驳的蚊血。 　　小灯蹲下身来窸窸窣窣地翻弄着自己的那只旧箱子，终于在箱底找出了一条红色的纱巾。小灯用胶纸把纱巾贴在玻璃窗上。“八戒娶亲的记号，别的猪不得擅自入内。”小灯说。 　　杨阳只觉得一身燥热，便过去脱小灯的衣服。衣服之下的那个胴体他其实已经很熟稔了，他只是还没有走过那关键的一步——小灯不让。小灯的身体如同一座结构复杂景致繁多的园林，他已经走过了里边所有的亭台楼榭，流水林木，只有那最后的一扇门，小灯死死守住不放他进去。长久的持守使得他对门里的景致有了更热切的好奇，他迫不及待地分开小灯的双腿，将身子硬硬地贴了过去。慌乱中他听见小灯在他的耳畔低低地叹了一口气。“杨阳，其实我早就不是一张白纸了。” 　　杨阳愣了一愣。可是欲望已如蓄积了千年的洪峰，思维纤薄的闸门已经根本无法阻挡。小灯的话使他突然放松了，他有了肆无忌惮的力度。 　　这时他听见小灯沉沉地叫了一声，仿佛是被人用一把铁锹从背后猝然劈倒时发出的那种声响。杨阳吓了一大跳，站起来，一眼就看见了血迹。那血迹像被斩断了身体的蚯蚓一般蠕动蜿蜒着，在白色的床单上扭出一条一条的印迹。 　　杨阳慌慌地爬下床来，抓了自己的衣服就来擦小灯的身子。血很多，擦了许久才渐渐地干了。杨阳扔了脏衣服，一把将小灯搂住。“疼吗？你，啊？啊？”他语无伦次地问。“灯你，你还是，一，一张白……”杨阳没把一句话说完，眼中已落下泪来。 　　小灯的嘴唇翕动了几下，却没有发出声音来。窗外的阳光漏过纱帘，陡然厚重起来，满屋都是猩红的飞尘。 　　那天小灯没有说出来的那句话是：杨阳你的眼睛太干净了，你看不见纸上的污迹。 　　那天小灯想起了一个人。 　　一个叫王德清的男人。

年冬　石家庄

在这个冬天之前，中学英语教师董桂兰的生活，套一句当时用得很滥的成语，就是“蒸蒸日上”。这年她被评上了特级优秀教师——她带的班级连续两年达到全市最高高考升学率。她的丈夫王德清，也刚刚提升为厂里的财务处处长。他们的养女王小灯，在全市的初中英语会考中得了第一名。而且，他们全家刚刚从破旧的筒子楼里搬出来，迁入了两室一厅的新居。 　　王德清一家是在四年前随单位迁移到石家庄的。四年的日子不算长，却刚够磨掉他们脸上毛糙怯生的外乡人表情，让他们走在街上的时候，开始感觉到脚下的根基。 　　这年董桂兰四十八岁，正在本命年上。年初的时候王德清曾经半开玩笑地说过要给妻子买一条避邪的红腰带。当时董桂兰正被接踵而至的喜讯折腾得云里雾里的，春风得意的人往往很容易忽略身后的阴影。所以那天董桂兰带着一点轻蔑的神情对丈夫说：我就不信这个邪。 　　可是这年的冬天一切突然都改变了。 　　变化最早是从一场咳嗽开始的。这里的“一场”是单数，也是复数，是由许许多多的“小场”连绵不断地接缀而成的一个“大场”。这一大场咳嗽是从夏天开始的，从夏末延伸至秋初，又从秋初延伸至秋末，再从秋末延伸至冬初。入冬的时候，董桂兰终于顶不住了，医院。 　　医院的那天早晨和任何其他一个早晨也没有什么区别。她和小灯几乎是同时在收音机的早间新闻声中醒过来的。自从小灯来到王家之后，董桂兰就一直和小灯合睡一张床，而王德清则自己一个人睡一张床。厨房里王德清已经把早餐大致准备就绪了。王德清的工作单位在郊区，班车单程也需要开两个多小时。所以王德清平常住在厂里，只有周三轮休时才回家。王德清在家的那一天，总是早早地起来做饭，好让妻子和女儿多睡十五分钟。 　　董桂兰前晚备课备到很晚，早上起来就有些头昏脑胀。小灯倒是准时睡的，只是睡得不怎么踏实，董桂兰破铜锣似的咳了一夜。所以母女两个虽都醒了，却依旧赖在被窝里，一个在床头一个在床尾掩着嘴呼呼地打着哈欠。

“小灯你这一夜踢蹬的，小达小达地喊。谁是小达呀？”董桂兰问。 　　小灯怔了一怔，半晌，才蔫蔫地坐起来，说妈你睡糊涂了，我不认识什么小达的。 　　天冷，暖气稀薄如鼻涕，窗户上结着厚厚的霜。小灯跳下地，老鼠似的东钻西窜满地找鞋子。去年买的棉毛衫棉毛裤都有些小了，胸前已经鼓出两个小小的包，瘦骨零丁的裤腿里，竟有了一些内容。王德清热好了牛奶，进门来催，半截身子伏在门框上，突然就不动了。

“桂，桂兰，我们小灯长起来了。”王德清喃喃地说。

“跟她们班同学比，还是瘦。小小年纪，整天闹头疼的，唉。”董桂兰捏了捏小灯的肩胛骨，叹了一口气。 　　小灯觉得遍身贴的都是眼睛，就赶紧窸窸窣窣地找毛衣套上。钻出头来，把衣服抻平了，撸下了一地的眼睛。一扭头，突然看见了董桂兰脸上的血迹。

“妈，你怎么了？”小灯指着董桂兰的下巴问。 　　董桂兰用手背擦了擦，说这颗痣也不知怎么了，最近老出血。今天看医生，要些药膏抹一抹。 　　都洗漱过了，三人就坐下来吃早饭。早饭是牛奶面包，小灯勉强喝了一小杯，就搁下了，去拿书包。董桂兰追着让把那剩的都喝完了，三人就兵分两路出发——小灯上学，王德清陪医院看病。 　　董桂兰那天穿的是一件印着蓝花的灰布对襟棉袄，脖子上围了一条黑色的羊毛围巾。棉袄很新，在肩膀袖肘处绽出许多厚实的皱纹来。风很大，围巾一出门就给刮得飞飞扬扬的，像一只折了翅的鹞子。早上洗完脸董桂兰抹过一些防裂霜，茉莉花的香味被风吹送得很远。天开始下起了雪霰子，窸窣地砸在地上，仿佛是过年炒花生栗子时沙粒滚过铁锅的声音。这些颜色气味声响构成了小灯对健康的董桂兰的最后印象。 　　都走到路口了，董桂兰又跑过去，往小灯手里塞了一张五元的票子。小灯只觉得董桂兰那天走路的样子有点怪，一脚高一脚低的，好像鞋子里进了石子。

“万一妈回不来，你中午自己买碗面吃，牛肉的。” 　　当时无论是小灯还是董桂兰都没有意识到，这竟是一语成谶——董桂兰在这个清晨从家里走出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医院。 　　肺。肝。癌细胞已经爬满了这两个部位。可是癌细胞最早却不是从那里滋生出来的。发源地是那颗已经在她下巴生长了多年的黑痣。董桂兰得的是恶性黑色素瘤，晚期，早已转移。从最初的诊断到最后去世，不过一个月的时间。 　　董桂兰是在腊月二十五晚上死的，她终究没有走完她的本命年。 　　董桂兰的死正符合了当时一些关于教师待遇中年知识分子健康问题之类的时髦话题，所以就被演绎成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追悼会上，各级头面人物都来了，报纸电台电视台蜂拥而上。学生，家长，同事，领导，众人都哭得惊天动地的。 　　可是小灯没有哭。小灯的眼睛若两个冰窟，有寒气徐徐流出，将一张脸都凝聚成霜。哀乐声中董桂兰的骨灰盒被递到了小灯手里，小灯的嘴唇翁动着，轻轻说了一句话。众人不知道小灯说的是什么，只有站在身边的王德清听清楚了。 　　小灯说的那句话是：“你骗了我。” 　　当然，也只有王德清明白小灯的意思。当年把小灯领回家的时候，一路上小灯只问了一句话，不过这句话她一连问了三次。小灯问你们会收留我多久？这一句话问得董桂兰眼泪涟涟。董桂兰搂了小灯，反反复复地说：“一辈子，一辈子，我们一辈子都和你在一块。” 　　葬礼完后回了家，王德清就病倒了，高烧，一阵一阵地打着摆子。小灯端了药，喂王德清吃了，突然问：“你呢，你也会走吗？跟她去？” 　　王德清看见小灯的脸，仿佛一夜之间变得棱角尖利起来。那尖利是一层外壳，裹住了所有其他的情绪，而害怕却如一片雾气，在外壳薄弱之处冒出丝丝缕缕的马脚。王德清抱住小灯，抚摸着小灯马鬃一样硬挺的头发，忍不住号啕大哭，哭得一脸鼻涕。“灯啊，爸爸不会，绝对不会，离开你。这世上只有，只有咱爷俩了。” 　　王德清的手抚过小灯的额小灯的眉眼小灯的鼻子小灯的嘴唇，呼吸渐渐地粗重了起来，鼻息犹如一只小马达，呼呼地扇过小灯的脖子。王德清的手哆哆嗦嗦地伸进了小灯的衣领，停留在那两团鼓起的圆块上。王德清的手指在那个半是坚硬半是柔软的地方揉搓了很久，后来便继续向下游走，伸到了小灯的两腿之间。 　　王德清的指尖如虫蚁一样，一路爬遍了小灯的身体。那虫蚁爬过的地方，却生出些酥麻的热气，热气之下，身体就渐渐地湿润了起来。 　　小灯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推开他，推开他，小灯的身体却瘫软在那未曾经历过的湿润里，动弹不得。小灯的心和小灯的身体剧烈地扭斗着，小灯瑟瑟地发起抖来。“别怕，灯，爸不会害你，爸只是，只是想好好看看你。” 　　王德清脱光了小灯的衣服，将脸近近地贴了上去。小灯的身体鱼一样地闪着青白色的光，照见了王德清扭成了一团的五官。突然，小灯觉得有一件东西杵了进来——是一根手指。那根手指如一团发着酵的面团，在自己的体内膨胀堵塞着，生出隐隐的痛意。小灯突然狠狠地伸直了腿，王德清没防备，被一脚蹬到了地上。爬起来，声音就碎得满地都是。“爸，爸只是太寂寞了，你妈，很，很久，没有……” 　　第二个星期王德清轮休回家，小灯没在。屋里留了一张纸条： 　　我去同学家睡觉，别找我。 　　纸条没称呼也没落款，是用一把削水果的尖刀扎在卧室的门上的。 　　那年小灯十三岁。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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